學民的啟示－香港人的犬儒與道德主義
達寧李寫於 2012年9月7日 14:53 ·
以往常常說香港人犬儒。面對社會政治問題，喜歡指指點點，但總擺出一副事不干己的態度。再不然就索性完全冷感，不談政治。你硬要跟他說的話，可能會勃然大怒，朋友也做不成。這似乎表示香港人的確是不問世事，只顧搵錢的經濟動物。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最近學民思潮的成功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筆者的驚人發現是，原來香港人是超級道德的！
我們首先要了解學民思潮的成功之道。簡單來說就是努力不懈，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方法，懇請當局聆聽民意。但為了突出民意，學民不單單向政府說話，也向市民說話。幾次重要的事件包括：用和理非的方法追問高官；在城市論壇上與建制派辯論，建制派反被激怒；發動遊行，前所未有地大量中產家長帶同子女參與；在全港各區設街站卻被騷擾；拒絕加入以開設國教科為前題的委員會；在開學前開始絕食，開始佔據政府總部集會。每一次行動政府都沒有理會，但也獲媒體廣泛報導，更在網上熱傳。結果是說服不了政府，卻感動了無數香港人。無可否認，學民思潮已啟動了一埸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其意義已超出一個科目的存廢。 最成功之處是學民成功令原本政治冷感、犬儒的香港人走上街頭，走到廣場。
學民自有很多原因讓人支持。但其中之一肯定是他們的道德感召。這種感召建基於他們一路走來所表現出的堅定價值，以致原本冷感的香港人也要走出來。分析學民的言行，概可知香港人的道德情懷。首先，香港人原來都是某種康德主義者，意思是他們都非常看重個人的真誠，任何人動機不純都是不可信的。一般的政客間中或有合理的要求，但如果達成要求會有政治或經濟的利益，則市民就會覺得去支持是被利用。另一個近於康德的是，香港人認為人是理性的，以理說人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方法。面對無理的政策，我們不應該成為抗爭者，因為抗爭意味嘈、指罵，甚至威脅。威脅並不是說理而是對等的談判。(總之我而家就唔妥你，你好快D XXXX，如果唔係我地就XXXX。)對許多市民而言那是非理性的表現。
學民厲害的地方是，他們向市民證明了他們的真誠。他們的動機是純正的。畢竟，一班中學生，沒有選票亦沒有經濟利益。(留意建制最猛烈的攻擊，仍然是把學民說成是政客的工具，意思是市民支持學生就是被動機不純的政客利用了。基本上就是要破壞市民對學民運動的信任。)另一方面，學民貫徹以理說人的態度，不停強調自己學生的身份，希望政府聆聽。要政府聆聽意味政府只是沒有聽到而已，而不是有意地推行邪惡政策。我們應該做的是再三懇求。如果真的不聽，就用不同的方法懇求，直至最激烈的方法，自殘。
絕食自殘無疑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終極手段。何種懇求最深徹？就是拿出自己的生命。(但也不可以一上來就絕食，那只會被視為做show。要幾經努力也不成功，才可以進行。)如果對方真的關心，為我們的福祉著想，那自殘就一定會打動對方。可惜香港政府沒有回應，但這也惹怒了慢慢被學民感動了的市民。因為最和平理性的手法，竟然也說服不了政府，那就證明政府已不是理性可以說服的。你再懇切也沒有用。其實在8月初，9萬人遊行以後，已經有不少市民發現這件事，開始認為學民應該發動罷課。但罷課其實是一種威脅，並不是要說理。學民當時並未接受這種建議，而是繼續以理說服。直至開學前學民使出終極手段，絕食，終於把運動推上高峰。
學生絕食而政府仍然不為所動，可說是動搖了其為政者的根本。因為作為康德主義者，香港人始終相信人是理性的，政府是說理的，或至少是可被說服的。亦因此大部份香港人不接受以威脅為手段的抗爭。如果有道理的，你跟政府好好說，他就會給你。你縱使有道理，但擺出威脅的姿態，即是放棄理性討論，那市民是不會認同的。但學民的理性到底讓好些人看到政府本身就是無理。你再理性去說服也是徒勞。既然政府根本不講道理，那或許香港人真的要放棄說理的方法。擺課作為一種抗爭，也終於成為選項。這意味香港人政治態度的質變。以往只接受自下而上的懇求，現在則變成對等的談判。
至此，可見香港人之前的犬儒，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不關心政治，只關心搵食。而是因為一直以來他們在政治領域找不到堅持理性又真誠的人。今日許多香港人願意走出來，因為他們在學民身上看到這種道德的力量，為之感動。但不得不說這種感動是危險的。
表面的問題是，這場運動太繫於某些具道德感染力的個人。香港人出來，因為他們受學民的真誠感動。但如果學民其中有一些人跌倒，被發現動機不純，那就非常危險。縱使反國教是多麼的有理由，如果學民失足，在道德上有所欠缺，那可想像有好些人就會感到被出賣，然後離開，運動就會結束。再而，就算這場運動成功，它也只能是個別事件。因為學民的無私真誠只能在這個特定議題上表現。如果學民的朋友開始支持某些政治議題或政黨，香港人就會懷疑他們是否完全無私。
更深層的問題是，其實香港人仍然擺脫不了中國傳統的一些惡習，就是等待聖君賢相的出現。只有道德上的聖人進入政治領域，我們才接受攪政治。我們總在等一些聖人出現去感動甚至帶領我們，平常政治就是一潭濁水，不可沾染。然後聖人出現時，我們也不必理會什麼議題，只要他有節有理，我們就支持。實則這只是一種前現代的個人道德主義。
當代新儒家其中一個要務就是希望在哲學上找尋擺脫這種道德主義的方法，答案就是憲政民主。牟宗三，一位近代中國哲學家說過，在民主政治中，聖人也要放棄聖人的身份，變成普通人。聖人在傳統中不是一個特定的人，而是道德人格的理想，一個奮鬥的目標，做人的方向。所以孔子從來也不以聖人自居，極其量是追認一些古人為聖人。牟宗三認為，在現代民主中，我們再不需要等待聖人，因為聖人的理想形象，應該體現為憲法，成為立憲政治的基礎。
如果我們重視道德，這種道德的實現就是眾人共同參與的政治領域。其中沒有哪一個具體的人是聖人，但我們以道德為基礎，一起參與共同生活的建立，成就有道德的社會，聖人就在其中。這兩天我到過政府總部，見到所有人都自覺自發地維持廣場的秩序和環境清潔，所有人都有以禮相待，通力合作。人人臉上都是堅定的眼神，友善的微笑。可以說在某些條件下，人是可以很無私地共同生活的。在傳統儒家裡面，聖人或有德行的為政者正正要創造這種人人可以為善的社會條件。今日如果講憲政民主，意義就在於各人不再等待這個聖人，而是自發地一起創造這種條件。民主政制承認個別的人是軟弱的，但相信眾人之力可以締造一個良好的社會。這就是立憲精神。古人說滿街是聖人就是這種社會的體現。但現代民主再推一步，認為集眾人之力就是開創道德生活的關鍵。
由是我們才有真正的公共領域和公共生活。當眾人聚首，一起籌謀社會應如何安排時，那就是公共。在公共中，我們可以要求更高的道德標準，因為那是為了實現憲政中聖人的理想而努力。我們也講政治誠信，但我們從不因政治潔癖而退讓。因為真正的聖人和道德只在這種參與中才能體現。
今日香港人得到道德感召而上街，參與公共事務。但此事一了，是否又會退回私人領域，繼續政治冷感，直至有另一個感動的機會？如果我們真的理性，認為社會有問題就要處理，那我們就不可以等一個聖君賢相去感動我們。道德情懷應該被轉化而為立憲精神，把道德情操放進公共領域。我們可以一同努力為不完美的眾人，向更好的世界進發。我們不能再因為道德情感而迴避政治，相反要令道德成為我們進入政治的理由，為更美善的世界奮鬥。
我們首先要了解學民思潮的成功之道。簡單來說就是努力不懈，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方法，懇請當局聆聽民意。但為了突出民意，學民不單單向政府說話，也向市民說話。幾次重要的事件包括：用和理非的方法追問高官；在城市論壇上與建制派辯論，建制派反被激怒；發動遊行，前所未有地大量中產家長帶同子女參與；在全港各區設街站卻被騷擾；拒絕加入以開設國教科為前題的委員會；在開學前開始絕食，開始佔據政府總部集會。每一次行動政府都沒有理會，但也獲媒體廣泛報導，更在網上熱傳。結果是說服不了政府，卻感動了無數香港人。無可否認，學民思潮已啟動了一埸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其意義已超出一個科目的存廢。 最成功之處是學民成功令原本政治冷感、犬儒的香港人走上街頭，走到廣場。
學民自有很多原因讓人支持。但其中之一肯定是他們的道德感召。這種感召建基於他們一路走來所表現出的堅定價值，以致原本冷感的香港人也要走出來。分析學民的言行，概可知香港人的道德情懷。首先，香港人原來都是某種康德主義者，意思是他們都非常看重個人的真誠，任何人動機不純都是不可信的。一般的政客間中或有合理的要求，但如果達成要求會有政治或經濟的利益，則市民就會覺得去支持是被利用。另一個近於康德的是，香港人認為人是理性的，以理說人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方法。面對無理的政策，我們不應該成為抗爭者，因為抗爭意味嘈、指罵，甚至威脅。威脅並不是說理而是對等的談判。(總之我而家就唔妥你，你好快D XXXX，如果唔係我地就XXXX。)對許多市民而言那是非理性的表現。
學民厲害的地方是，他們向市民證明了他們的真誠。他們的動機是純正的。畢竟，一班中學生，沒有選票亦沒有經濟利益。(留意建制最猛烈的攻擊，仍然是把學民說成是政客的工具，意思是市民支持學生就是被動機不純的政客利用了。基本上就是要破壞市民對學民運動的信任。)另一方面，學民貫徹以理說人的態度，不停強調自己學生的身份，希望政府聆聽。要政府聆聽意味政府只是沒有聽到而已，而不是有意地推行邪惡政策。我們應該做的是再三懇求。如果真的不聽，就用不同的方法懇求，直至最激烈的方法，自殘。
絕食自殘無疑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終極手段。何種懇求最深徹？就是拿出自己的生命。(但也不可以一上來就絕食，那只會被視為做show。要幾經努力也不成功，才可以進行。)如果對方真的關心，為我們的福祉著想，那自殘就一定會打動對方。可惜香港政府沒有回應，但這也惹怒了慢慢被學民感動了的市民。因為最和平理性的手法，竟然也說服不了政府，那就證明政府已不是理性可以說服的。你再懇切也沒有用。其實在8月初，9萬人遊行以後，已經有不少市民發現這件事，開始認為學民應該發動罷課。但罷課其實是一種威脅，並不是要說理。學民當時並未接受這種建議，而是繼續以理說服。直至開學前學民使出終極手段，絕食，終於把運動推上高峰。
學生絕食而政府仍然不為所動，可說是動搖了其為政者的根本。因為作為康德主義者，香港人始終相信人是理性的，政府是說理的，或至少是可被說服的。亦因此大部份香港人不接受以威脅為手段的抗爭。如果有道理的，你跟政府好好說，他就會給你。你縱使有道理，但擺出威脅的姿態，即是放棄理性討論，那市民是不會認同的。但學民的理性到底讓好些人看到政府本身就是無理。你再理性去說服也是徒勞。既然政府根本不講道理，那或許香港人真的要放棄說理的方法。擺課作為一種抗爭，也終於成為選項。這意味香港人政治態度的質變。以往只接受自下而上的懇求，現在則變成對等的談判。
至此，可見香港人之前的犬儒，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不關心政治，只關心搵食。而是因為一直以來他們在政治領域找不到堅持理性又真誠的人。今日許多香港人願意走出來，因為他們在學民身上看到這種道德的力量，為之感動。但不得不說這種感動是危險的。
表面的問題是，這場運動太繫於某些具道德感染力的個人。香港人出來，因為他們受學民的真誠感動。但如果學民其中有一些人跌倒，被發現動機不純，那就非常危險。縱使反國教是多麼的有理由，如果學民失足，在道德上有所欠缺，那可想像有好些人就會感到被出賣，然後離開，運動就會結束。再而，就算這場運動成功，它也只能是個別事件。因為學民的無私真誠只能在這個特定議題上表現。如果學民的朋友開始支持某些政治議題或政黨，香港人就會懷疑他們是否完全無私。
更深層的問題是，其實香港人仍然擺脫不了中國傳統的一些惡習，就是等待聖君賢相的出現。只有道德上的聖人進入政治領域，我們才接受攪政治。我們總在等一些聖人出現去感動甚至帶領我們，平常政治就是一潭濁水，不可沾染。然後聖人出現時，我們也不必理會什麼議題，只要他有節有理，我們就支持。實則這只是一種前現代的個人道德主義。
當代新儒家其中一個要務就是希望在哲學上找尋擺脫這種道德主義的方法，答案就是憲政民主。牟宗三，一位近代中國哲學家說過，在民主政治中，聖人也要放棄聖人的身份，變成普通人。聖人在傳統中不是一個特定的人，而是道德人格的理想，一個奮鬥的目標，做人的方向。所以孔子從來也不以聖人自居，極其量是追認一些古人為聖人。牟宗三認為，在現代民主中，我們再不需要等待聖人，因為聖人的理想形象，應該體現為憲法，成為立憲政治的基礎。
如果我們重視道德，這種道德的實現就是眾人共同參與的政治領域。其中沒有哪一個具體的人是聖人，但我們以道德為基礎，一起參與共同生活的建立，成就有道德的社會，聖人就在其中。這兩天我到過政府總部，見到所有人都自覺自發地維持廣場的秩序和環境清潔，所有人都有以禮相待，通力合作。人人臉上都是堅定的眼神，友善的微笑。可以說在某些條件下，人是可以很無私地共同生活的。在傳統儒家裡面，聖人或有德行的為政者正正要創造這種人人可以為善的社會條件。今日如果講憲政民主，意義就在於各人不再等待這個聖人，而是自發地一起創造這種條件。民主政制承認個別的人是軟弱的，但相信眾人之力可以締造一個良好的社會。這就是立憲精神。古人說滿街是聖人就是這種社會的體現。但現代民主再推一步，認為集眾人之力就是開創道德生活的關鍵。
由是我們才有真正的公共領域和公共生活。當眾人聚首，一起籌謀社會應如何安排時，那就是公共。在公共中，我們可以要求更高的道德標準，因為那是為了實現憲政中聖人的理想而努力。我們也講政治誠信，但我們從不因政治潔癖而退讓。因為真正的聖人和道德只在這種參與中才能體現。
今日香港人得到道德感召而上街，參與公共事務。但此事一了，是否又會退回私人領域，繼續政治冷感，直至有另一個感動的機會？如果我們真的理性，認為社會有問題就要處理，那我們就不可以等一個聖君賢相去感動我們。道德情懷應該被轉化而為立憲精神，把道德情操放進公共領域。我們可以一同努力為不完美的眾人，向更好的世界進發。我們不能再因為道德情感而迴避政治，相反要令道德成為我們進入政治的理由，為更美善的世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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